理解数字新闻业：新闻生态系统理论了解一下

2025-05-22 00:00 来源:网络评论（0人参与）

在《认真对待新闻业：新闻与学术》中，芭比·翟立泽认为编辑室民族志存在许多盲点，无法把握传统新闻组织边界以外的各种新闻实践。这和科特尔的一项提议有着相似之处：在新的、相互渗透的数字传播环境中，新闻生产不再以组织为中心，而是越来越分散在多个地点、不同平台上，可以由世界上不同地方的、甚至是流动中的记者进行生产。

　　本质上看，所有新闻研究的目标都是回答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为什么新闻是这样产生的？新闻对世界、对读者或对两者有什么影响？最后，从规范的角度来看，这些新闻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如何有助于维护一个健康的民主？批评家们认为，基于新闻编辑室的方法对新闻生产模式的外部因素、对消费行为关注太少，也未能将生产、消费和新闻编辑室本身至于历史语境中。

　　为了应对这种批评，研究者采纳了三种研究路径了解新闻编辑室的外部因素。第一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者以此关注新闻编辑部外部的强大科技力量；第二种是80年代到90年代的新闻消费研究；第三是历史视角探索新闻编辑室与外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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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的三条路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都标志着一种走出编辑室的方法论策略，他们都放弃了民族志，或是将民族志作为一种补充的方式。然而，是否有一些可以“颠覆”编辑室，但同时保持民族志的视野、现象和意义导向的方法呢？我认为，我们需要的不仅是将新闻生产外部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简单分类。我们也可以研究整个新闻生态系统。我把它定义为一个特定的地理社区内，或者围绕一个特定问题的参与新闻生产和消费的个人、组织和技术整体。

　　大多数的民族志研究主要着眼于大型、传统的中央的新闻机构的编辑室，然而不同的媒体和机构产生着不同形式的新闻和不同的故事框架，在不同的人口群体和公民阶层中传播；这些故事、框架、技术和记者穿越数字和物理空间，本身也影响着其他故事。新闻生态系统并非今日才有，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另类的新闻生产群体、但在一个新闻生产的边界变的模糊、新闻在数字空间的传播和反弹的速度极快的时代，它有着特别的共鸣。

　　关于新闻生态系统的思考：

　　一个简单的谱系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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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种媒体生态

　　平衡中的传播：媒介环境学

　　媒介生态系统的第一条学术路径可以在传播学的子领域中找到，我将其称之为媒体研究的“生态”方法，它的实践者称之为“媒体环境学”，这是一个广为人知的研究学派/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是“生态学”隐喻在多个跨学科领域中大规模扩散的一部分。媒介环境学认为人类处于媒体“生态系统”或“媒介环境”的中心，而这种生态系统极大的影响了人类的感知、认知和行为。

　　尽管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来自不同领域、想法并不相同，但他们都对媒体形式及其对社会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多伦多学派将传播生态系统隐喻中“自然导向”延伸到了不同媒体类型的进化、增长、衰退和平衡的程度上。例如，媒体生态系统中的媒体形式通常被理解为不同物种—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平衡，如果生态系统健康，它们就会协调一致。偶尔也会灭绝或者进化成更适合当前环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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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主义媒介生态学：根茎方法

　　2005年，马修·富勒出版了《媒体生态学》，这本书不仅瞄准了由波兹曼创造的媒体生态学传统，还将媒体考古学、设计、计算机科学等领域之间的各种线索、行动者网络理论结合在一起构建了另一种观点。富勒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深度非人性化的媒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人并非位于传播环境的中心，而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象征性和物质性媒体网络中的一个节点。在这些重叠的网络中，最终的结果并非控制论的平衡（如媒介环境学传统），而是动态的、根茎式的扩张。

　　总结而言，旧的媒介生态学方法以自然世界为隐喻，将不同形式的媒体视为个体“物种”，认为这些物种之间的主要互动模式是控制论式的平衡，并将人类主体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中心，我们可以称之为“环境方法”。新的媒介生态学方法认为自然世界和技术世界之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不同的媒体形式具有自然和历史的偶然性。空间运动是由于权力的扩散和形式，而非为了达到平衡。人并非任何媒体系统的中心。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根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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